有一类书名气甚大，史上被过多谈论，但论者往往语焉不详，所论也不无讹误或自相矛盾处，以至读者始终不甚了了——《藏书票之话》就是这样的书。此书问世九十三年来，因造价高、印数少，存量原本就极为有限，且多庋藏于私人书箧，即使偶有在古书店或拍卖会等场合一露“峥嵘”者，也是标价奇昂，殊难与一般文人书客结缘，几成一部湮灭于世纪烟尘中的奇书。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日文初版本（文艺市场社年8月版）和中文版（魏大海译，七楼书店·金城出版社年8月版）据台湾地区学者吴兴文先生在《我的藏书票之旅》中记述，九十年代初，他首次来京，去东总布胡同拜访出版界大佬范用先生：他为我展示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书刊。当时我曾和他约定，等他请人把斋藤昌三著《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并把送去装修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取回，我就为他找人出版。（吴兴文《我的藏书票之旅》，三联书店年8月初版，页）
由此可见，至少在三十年前，海峡两岸的出版人便有把这部书译介到华语世界的打算。其间种种蹭蹬，秘辛鲜为人知。直到年8月，《藏书票之话》终于被迻译成中文，由中图网·七楼书店出品，金城出版社付梓，总算揭开了蒙在这部奇书上的神秘面纱，了却国中不止一代文化人的夙愿。
《我的藏书票之旅》，吴兴文著，三联出版社年8月版中文版腰封上打出的官宣式广告语，如“日本藏书票鼻祖斋藤昌三力作”“东方藏书票的圣经”“亚洲藏书票研究的开山之作”，及“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如果没有收藏此书，或写一篇关于此书的长文，便是极大的‘与身份不符’”等，除了连续五个惊叹号显得用力过猛、“鼻祖”说略嫌证据不足之外，应该说大致是靠谱的，这部书确实当得起那些名头，有些其实就是当初日文版刊行时的宣传语或业界评价。译者魏大海是有口碑的翻译家，以译文晓畅而著称。可饶是如此，中文版并不等于日文原版是明摆着的事实：此书作为“藏书票圣经”，文字只是内容之一，藏书票及其呈现的方式和作为文图媒介的书本身的物理形态，也是重要的面向。而就这个面向来说，中文版之逊于原版，真不可以道里计。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日文原版是一幅重彩的油画，中文版基本上只是一帧速写草图而已。单就开本而言，中文版做成半裸脊小精装，不及日文初版本的一半大，导致内页画幅过于袖珍，加上用纸一般、印刷品质不高，原书所呈现的藏书票之美被折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历来主张，对域外书籍，特别是那些在出版史上早有定评的珍本佳构，要么别染指，若要引进则宜贯彻“拿来主义”，力求保留原汁原味，否则意思就不大，此一例也。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编号页（No.）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一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二近一个世纪以来，中文世界对这本“圣经”的阅读，几乎可以写一本《〈藏书票之话〉受容史》。范公回忆他的藏书票启蒙时说：我之知道藏书票，早在三十年代，在一本文学期刊读到一篇题为《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可能是叶灵凤写的，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此后，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介绍，至今兴趣不减。（范用《书香处处》，页）
叶文启蒙了范用，而叶灵凤自己的藏书票启蒙，则源于斋藤昌三。确切地说，是斋藤和一本叫做《版艺术》的东洋版画杂志，“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设计的藏书票”。正是那本杂志上的书籍广告，让叶灵凤知道了“以研究藏书票著名的斋藤昌三写过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向他去购买”：
他回了信，并且赠了几枚他自己的藏书票给我，又告诉我日本有一个爱好藏书票者的组织，像搜集邮票一样，可以彼此交换所藏，叫我将自己的藏书票寄一批去，就可以交换到一批别人的藏书票回来。我依照他的话做了，果然换到了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后来他们又将我的藏书票在会员的刊物上介绍，说我是他们所知道的“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叶灵凤《藏书票与我》，载香港《新晚报》年9月13日）
据陈子善先生考证，叶灵凤与斋藤昌三通信应该是到年之间，“交换藏书票，承斋藤昌三馈赠《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和《纸鱼繁昌记》各一册，叶灵凤则回报以叶德辉的名作《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从此开始了两人十多年虽不密切却很动人的神交”。叶文中提到的“爱好藏书票的组织”，应该是年7月成立的日本藏书票协会，其宗旨就是向海外介绍、输出日本藏书票，同时引进海外的藏书票，以促进藏书票文化的发展。而在那之前，斋藤昌三还与丰仲清共同主持过另一个藏书票同好组织日本藏票会，从年7月到年4月，分别在东京和大阪做过五回藏书票展览会，刊行了五种藏票作品集。第六回藏书票展览会原本也计划举行，但在筹备阶段，因斋藤、丰仲二人不睦，无果而终。
年12月，叶灵凤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的长文《藏书票之话》，在中国藏书票史上是公认的权威文字，颇具启蒙之功。据陈子善先生的研究，此文“不但文题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
叶灵凤此文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录。因此，如果说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
另一个斋藤昌三的拥趸是鲁迅。他生前对斋藤的编著几乎是一网打尽，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入藏了斋藤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纸鱼供养》。那部由书物展望社于昭和十一年（）5月出版的书话集，系限定五百部的特装版，据陈子善先生调查，鲁迅所藏是第四百九十号——此乃题外话。就《藏书票之话》而言，先于叶灵凤，鲁迅应该是更早的购读者。《鲁迅日记》年6月13日记载：“夜往内山书店买《蔵書票の話》一本，十元。”不过，鲁藏《藏书票之话》并非年8月的初版限定本，而是年4月出版的普及版（或曰改版本），无编号，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周作人应该也很早就被斋藤昌三圈粉。据学者周运在《知堂藏书聚散考》中对现存于国图外文书库中的周作人旧藏的发掘、整理，周至少藏有四种斋藤昌三的编著，如“年7月14日购买过该作者的《变态崇拜史》”，还藏有《近代文藝筆禍史》（东京：崇文堂，大正十三年[]一月。扉页朱文方印：周作人）一书，并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引用过其内容。“年11月6日在东亚公司购有斋藤昌三编的《現代筆禍文獻大年表》（东京：粋古堂書店，昭和七年[]十一月），此书完全替代了《近代文藝筆禍史》。”
《藏书票之话》作者、少雨叟斋藤昌三与文鸟（摄于年4月25日）而与鲁藏《藏书票之话》同样的版本，周作人也曾入手过一本：.斋藤昌三，《蔵書票の話》，东京：书物展望社，昭和五年（）四月。扉页朱文方印：苦雨斋藏书印，羊皮书脊，书脊破损严重，黄色纸面，印五百部，有店标：玉英堂书店Tokyo神田店本乡店。（周运《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合丛书”，年11月版，页）
六合丛书·《乘雁集》，周运著，上海文艺社年11月版那本书显然是购于玉英堂书店。周应该是那家店的老主顾，《知堂藏书聚散考》中颇不乏购自那家店的记录。玉英堂位于神保町一丁目一番地，是书街核心中的核心。作为一家专营文艺珍本的古书店，于明治三十五年（）在本乡创立，神保町店开业于大正十五年（），现任店主斋藤孝夫是传奇的“神保町古书鉴定第一人”、已故弘文庄店主反町茂雄的弟子。不过，知堂所藏《藏书票之话》，到底是本人所购还是受赠于人，尚不得而知。至于入手的时间，据止庵先生代为查证未公开的周作人日记，给我的回复是：年2月9日：“得玉英堂寄书一册。”后列“斋藤昌三蔵書票の話”。
甭管周作人入藏此书的确切时间，根据北平图书馆复原后第一次馆务会议讨论“接收各汉奸书籍案”的决议精神，“知堂藏书于年6月24日被查验无误后即移交北平图书馆保管了”（周运语）。自此，这本“圣经”从大陆的传媒视野中彻底消失，重新“浮出水面”已是近半个世纪后的事。本文开头说到九十年代初，吴兴文先生在北京拜会范公后，约定由范公“请人把斋藤昌三著作《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吴先生答应“为他找人出版”。彼时，范公已经把手中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送去装修”，而那本“装修”过的初版本，应该就是三十年代初，叶灵凤受赠于斋藤昌三本人的那一本，后辗转流入范公之手，“现已入藏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陈子善语）。
在北京见过范公之后，吴先生似乎受到鼓舞，“回程路过香港时，我一时心急，先向黄俊东借来该书的修订版（背革装，内容和初版本一样，但多了一款藏书票）”。在此需补叙一下，谁是黄俊东？陈子善先生在《藏书票之话》中文版的序文中写道：
香港书话家黄俊东，也是一位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承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的美意，黄俊东得到了一部《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如获至宝，曾撰《藏书票之话》一文记其事。……虽仅千余言，却是中国第一篇专门介绍《藏书票之话》的文字。
不料，吴先生从黄俊东处借来的书，却在回家的路上落在了计程车上，“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年初买到一部相同版本，并于6月中旬还给书主”。后吴先生对我说，他其实一下子购入两本，一本还给书主，一本自己留用。陈子善先生说黄俊东所藏是“初版本”，似有误，应以吴先生自己的话为准，即“背革装”（真皮书脊）的“修订版”，与他自己手中的那本一样，无编号。
这基本就是这本“圣经”自出版后，到九十年代末为止大约七十年间，在华语文化圈大致的接受情况。从见诸出版物和媒体的资料来看，从二周到黄俊东、吴兴文，所藏均为“修订版”，只有叶灵凤、范用保有初版本，且为同一本书。那么问题来了：《藏书票之话》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初版本与修订版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初版本的自序中，斋藤昌三写道：
《藏书票之话》这本书的出版反复被提及，却总是空喊口号未有进展，前前后后已有五个年头。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也早有难以求全的思想准备。温顾书房的坂本负责出版事宜，去年（）春天完成了大部分排版，只待印刷，最终却因市场关系再度搁置。惭愧的是，速递过来的德富苏峰先生的题字、小岛乌水及斯塔尔的序文都搁置了一年半有余。后来又出现了令人困扰的藏票原图遗失、印刷样本模糊的问题。煞费苦心的出版构想，包括许多迄今未能介绍到日本的珍贵文献。有幸的是去年年末梅原先生热心地表示关切。我看他对出版工作有热情且充满敬意，索性就将这个选题全部交给了他。
文字不长，透露的信息却相当浓密。首先我们知道，该出版计划早在初版刊行的五年前（）便已开始运作，可谓命途多舛。文中提到两位出版家——坂本和梅原，牵出了一段现代出版史上的逸话。但中文版序文中的一处漏译，对了解出版背景多少有些影响。原文是说：起初，温故书店的坂本“抱着亏本的打算”接受了出版事宜，可最后还是撂了挑子。这个出版项目有多冒险，可想而知。坂本即温故书屋的老板坂本笃，是《文艺市场》杂志的主要发行商，而当初说服坂本承担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斋藤。《文艺市场》是一份传奇的文艺杂志，大正十四年（），由怪咖出版家梅原北明创刊，素以选题猛、料足、尺度大而著称，销售虽然差强人意，却屡遭“发禁”（发行禁止）处分，前途堪忧。北明本人早就上了当局出版审查的黑名单，被打上“猥本出版狂”的标签，经济处罚不在话下，且动辄招致缧绁之祸，有时不得不躲到“东亚最自由的城市”上海去，在魔都的租界，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大胆从事“知识生产”，再把印好的成书走私回日本，颇受东洋内地秘本爱好者的尊崇，被称为“我们的梅原”。斋藤作为核心作者之一，当然希望刊物能存续下去，遂向梅原力荐坂本这个“最靠谱的发行商”，顺带着把自个的“私货”——藏书票选题塞给了坂本。
“猥本出版狂”梅原北明（—），摄于年8月6日不过，客观地说，坂本撂挑子也在情理之中。斋藤和丰仲清主持的日本藏票会，六年间办过五次藏书票展，最好的业绩是年于上野池之端蒹葭堂举办的第二回展会，入会者九十三名，出品一百零六幅。旋即遭遇关东大地震，其后便每况愈下，会员数始终不过百。作为出版商，坂本担心《藏书票之话》没市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加上《文艺市场》杂志连遭发禁，出版人梅原也不得不逃往上海。昭和二年（）9月，北明在编完《文艺市场》九、十月号合刊后，随刊物给全体会员读者寄了一纸“编辑部迁移通知”，落款由北明与刊物同人佐藤红霞、酒井洁三人联署：在小官僚日益跋扈的日本做杂志，做满两年，感觉连敷衍都腻了。鉴于此，我们终于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来到了“世界的浅草”、言论自由之都上海。
至此，这本满打满算存活两年，共出了十九册的文化刊物寿终正寝。不过法律上，出版社还在。在上海的租界区，北明编辑、出版了印度《爱经》（TheKamasutra），因系在沪刊行，全书无删节，无代字符（指有些需避讳的敏感词用×、△、○等符号替代），读起来如行云流水，畅快淋漓。但毋庸讳言，这同样是一本禁书。
翌年（）春，北明甫一回国，即遭拘捕，获释已是夏天。同年秋，斋藤与北明在品川车站不期而遇。斋藤在《我的坏蛋朋友北明》（轍悪の友北明）一文中回忆：
初秋的品川站。我居然碰到了久违的北明，当时他正把脑袋探出车窗。……他要去大矶，说当晚会在友人的别墅借宿。于是，我们便一直聊到我下车的茅崎站。
他说手头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就绪，换了一拨人马，准备重新打鼓另开张。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计划，说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接过来，我便对他端出难产了五六年之久的《藏书票之话》的选题。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出版项目，故打算未来两三年内，先把手头积压的项目清理一过，再回过头来做这本藏书票。不承想，刚出了六七本，就轮到了拙著。六月，做出付诸印刷的决定之后，他强忍着三期花柳病带来的痛苦，四处寻找优质的纸张，从一间纸店转到下一间，好歹算凑齐了印务所需的十数种豪华纸。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的“目次”后面，是限定版的编号页（“五百部限定出版”）。在那页上，除了用红色铅笔手写的编号之外，还标明了那一版所用纸张的种类：共列了九种纸，多为洋纸，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列出了其中的六种。要知道，在昭和初年的日本，纸张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管控。如果没有梅原的社会资源和能量，难以想象会有如初版本那样的美本问世。关于这一点，只消看一下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物的用纸即可明了。
用纸之考究自不待言，印装之高标、上品也堪称现象级。四六倍版（日本制本规格，相当于十六开）开本，精装函套，纯小羊皮封面，手工压回纹，书名四色烫印，天金（即上书口烫金）。内文采用双色印刷，根据不同的纸张，分别以四种印刷工艺——活版、丝网、珂罗版和木版来呈现藏书票之美。其中，大正期至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帧藏书票是原拓贴付：纯黑的奥地利罗纱纸上，印有绿丝栏边框，书票贴在边框正中或略靠上处，翻阅时，有种捧读老相册的效果，也成了初版本的卖点之一。
斋藤作为“书痴”，本是对装帧极其挑剔之人，但因为书稿托付给了北明，而不是别人，便一百个放心，稿本和图版脱手后，就去温泉旅馆躺平了，可偏偏这次出了差池。北明那边做了该做的一切，自以为万无一失，看到部分印成品后，发觉书脊的烫金书名——拉丁文“藏书票”的拼写错误：“EXLIBRIS”写成了“EXLIBLIS”。立马改正，余下的部分应是正确的拼写——“EXLIBRIS”。错版的大部分，用德富苏峰题写的书名“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烫金印在条状小羊皮上，再把烫金印条手工贴到书脊上，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是“两张皮”，即使用手触摸，也几乎觉不出厚度差。
发现误植后，书脊用德富苏峰题写“藏书票之话”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这大概是日本出版史上最出名的一处误植。说到误植的原因，也颇耐人寻味，可以说相当“日本”。斋藤本人通英文，还用英文出过关于藏书票的书（《日本的藏书票》，明治书房，昭和十六年版），而梅原更是早稻田英文科肄业（中退），本身就是翻译家，按理说不该出这样的低级错误。但一方面藏书票在日本落地未久，还是舶来的新事物；另一方面，日语的发音“R”“L”不分，听上去都像是“li”。也许是通英语的梅原，为了规避日人发音上的问题，刻意把“R”写成了“L”，结果反而弄巧成拙，也未可知——当然这是笔者的揣测。就结果而言，经过及时的补救、止损，对出版物本身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只是这样一来，客观上又多了一个版本。于是，问题就来了：《藏书票之话》的初版，到底有几种版本？各印了多少部？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各种史料相互抵牾，莫衷一是，以至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开始松动、游离，确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对不同时代的各路说法稍加梳理会发现，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两点：一是五百部限定全编号版，二是五百部之中，又分成几个版本，分别印了多少部。前者俨然已成“共识”，而关于后者，却始终言人人殊，众口纷纭。如日本书志学者樋口直人在《藏书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小学館年12月版）一书中写道：“五百部中的十一部是白皮装帧，其余为赤褐色全真皮装帧，精美绝伦。”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说：“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另外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源自斋藤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记述——客观上，“系铃人”同时也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
首先，在初版本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共有四项记述，第一项“明细”载：“十二部由私人分发，四百八十八部豪华版发售”（——内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す）。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即源于此。可在初版自序中，斋藤又写道：“当然本书的受众只是少数笃志博学者，印数仅限五百部。其中十部是超级特制版，四百九十部为特制版，自然与市面上常见的出版物不可同日而语。费用也略高。”其中的“超特版”应该就是指“私人分发”的版本，但数量不是十二部，而是十部；所谓“特制版”即“豪华版”，数量也不是四百八十八部，而是四百九十部。樋口直人显然注意到了作者的两种说法，但究竟哪个更接近事实，他并无准谱，于是便在著作中采用了折中方案“十一部”——此乃笔者的推测。
学者止庵也注意到了斋藤两处记述的自相矛盾。他在《游日记》一书中写道：
书中著者自序（写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关于两种版本的数量亦是同样说法（指超特版十部，豪华版四百九十部的说法——笔者注）。但标明“五百部限定出版”的一页则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该页署“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装幀并出版者識”。
但他认为，同一本书中出现了不同的记述，“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就是说超特版从当初计划的十部增加到十二部，而豪华版则从四百九十部缩减至四百八十八部，但初版本总印数不变，仍维持五百部。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中之橄榄色全皮版（只印二十部）
《藏书票之话》改版本（普及本），书屋展望社年版关于这两处记述，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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